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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飞传26铁骨忠魂(2)(1/2)-新笔趣阁

26铁骨忠魂(2)(1/2)

白莲教的韩山童、刘福通、徐寿辉、邹普胜等一批批的能人志士竞相揭竿而起来反对元朝的统治,那么元朝末年的社会到底有多黑暗呢?

话说元朝后期,土地高度集中,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,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。元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,元末农民起义军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,元顺帝时,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。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,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。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,一登帝位,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。元世祖时,政府赐给大臣的田一次不过百顷,以后增至千顷、万顷。以前赐田多在北方,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。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,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,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。元武宗时,“近幸”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,每年收租五十万石,平均每亩要收四石,这样苛重的剥削,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。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,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“索债征租,驱迫农民,剽掠麦禾”。元文宗时,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,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。不仅如此,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,农民为大地主的财势所逼,这让农民为争取自由平等之生存条件的权利急转直下。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,纳粮六千石,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,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,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。在江南地区,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,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,勒派附加粮,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。有的地主还用飞洒、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,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,其结果是“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,而小民皆无葢藏”。在北方地区,由于赋役不均,这也是导致“富者愈富,贫者愈贫”的一个原因。

元朝初年,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,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。元仁宗延祐二年(1315年),又下令在两淮、江南“核实田亩”,但地主买通官府,隐匿田产,而官吏又欲借此以“多括为功”,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,也作熟地充数。“苛急烦扰”,民不堪命,就在此时,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。武宗(1308-1311年)以后,历仁宗(1312-1320年)、英宗(1321-1323年)以至泰定帝(1324-1328年),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。从武宗至大元年(1308年)至顺帝元统元年(1333年)二十五年间,换了八个皇帝。由于争夺帝位,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,往往演成内战。比如元英宗时的“南坡之变”,文宗时的“天历之变”等。这时,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。在最高统治集团中,奢侈腐化成为风气。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,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“做佛事”。武宗时,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,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。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,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。武宗时,用在敬神、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,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。据仁宗延祐四年(1317年)宣徽院统计,仅供佛饮食一项,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,油七万九千斤,蜜二万七千三百斤,每日宰羊至万头。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,掠夺无厌。在这种情况下,财政经常支绌,以致“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”。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,只有加重税收,滥发纸币,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。

元朝末期,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。政府卖官鬻爵,贿赂公行。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。“所属始参曰拜见钱,无事白要曰撒花钱,逢节曰追节钱,生辰曰生日钱,管事而索曰常例钱,送迎曰人情钱,勾追曰赍发钱,论诉曰公事钱”;“觅得钱多曰得手,除得州美曰好地分,补得职近曰好窠窟”;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“所至州县,各带库子检钞称银,殆同市道”。到了元顺帝(元惠宗)时,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,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,官吏的贪污,地主豪强的专横,与日俱增。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,也是“丑声秽行,著闻于外”。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,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,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。元统元年(1333年)京畿大雨,饥民达四十余万。二年江浙被灾,饥民多至五十九万。至元三年(1337年),江浙又灾,饥民四十余万。至正四年(1344年),黄河连决三次,饥民遍野。

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,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,武装起义相挺而起。

早在泰定二年(1325年),河南息州赵丑厮、郭菩萨的起义,提出了“弥勒佛当有天下”的口号,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顺帝至元三年(1337年),又有广东朱光卿、聂秀卿的起义,称“定光佛出世”。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,棒胡烧香聚众,起义者举“弥勒小旗”。至元四年(1338年),彭莹玉、周子旺聚众五千人在袁州起义,起义农民“背心皆书佛字”,周子旺自称周王,尊彭莹玉为军师,立年号。元廷派大军镇压,起义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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